原文轉自(From)：衛武營十字樓
書名：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年文化的故事（Alter State─ The Story of Ecstasy and Acid House）
作者：Matthew Collin & John Godfery 羅悅全譯
出版：商周##CONTINUE##此書無疑如Irvine Welsh（猜火車的作者）所說的：「終於有人寫出了過去十年「真實歷史」，而且充滿慧黠、生氣、同情與睿智」。
Collin與Godfery兩位紀錄了近二十年的英國青年文化過程，並以深度的場景特描與不同於一般新聞媒體的政治深度。作者不僅從六零年代的石牆運動的事件作為濫觴，巧妙地將六零年代的嬉皮與反抗文化接枝到到九零年代，從搖滾叛客音樂的電音化，從IBIZA的「殖民」（雖然作者沒有用這個詞）文化回歸英國並最後頌揚全世界，從美國的黑人與同志酒吧、英國郊區工人階級、新自由主義下的遊手好閒者，以及「社會失敗者」的文化如何變成全球最熱門的青年文化與商業過程做一深究，並且考察了柴契爾夫人上台後英國保守政權所倡議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所萌發的青年文化、藥物以及商業互為糾結的歷史，使得此書遠遠超越了《The Face》 與《Mixmag》等英國流行雜誌的相關報導。
作者Collin是位資深的特約撰述，長年替英國著名的刊物撰寫流行文化、旅遊、音樂科技與禁藥的文章，在接受《The Face》副總編輯Godfery的提議下，寫就一本難得一見的，介於學術與新聞體之間的易讀著作。譯者羅悅全曾於破報工作，長期觀察台灣另類音樂場景，他的加註增加了台灣讀者對於此書的可讀性，功不可沒。但除此之外，此書給我們啟發遠大於內容。凡是瞭解瑞舞場景，並且厭煩於DJ以及Clubber的現身說法，或者學術界對於瑞舞的盡情覬覦卻又無能為力的困境，當會同意我的看法。
台灣的DJ與Party Promoter或多或少算是瞭解瑞舞場景的一群了，但是除了PLUR的口號喊喊之外，除了在95年第一場免費party，隨後維持不到一年左右就完全被舞廳所取代，或者變形的成為假日最好的休閒去處之外，少有人知道，或者願意想像在瑞舞文化之初所帶有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借取同志與黑人文化的根源，社區與違建運動、新世紀旅行者的基進性（例如Sprial Tribe跨越歐洲的場場free festival結合了免費舞會與空間政治的示範，以及根基於違建運動與社區主義Exodus所喊的：PLUS，peace, love, unity, and Struggle），以及隨後反全球化運動上(例如RTS從反對車輛的組織，衍伸為抗議資本主義物化空間的全球運動)在隨後的發展成為重要角色的歷史過程等。這並非意味者我們要從西方的青年文化驗明正身以便取得真確性（authenticity），而是在橘越淮而枳後，我們一同剝落了原有在地文化的政治意涵，不自覺輕易地變成資本主義在空間流動的接收者。在另一方面，自以為基進的學術界卻一昧的追隨學術術語來解釋瑞舞，卻閹割了其廣闊的歷史過程與政治意涵，企圖翻轉媒體對於瑞舞的污名卻不知所云，專心致力於分析另翼文化卻很少正視另翼文化媒體的報導，要把瑞舞客當「他者」研究，卻又缺乏優秀人類學的工具與方法，不但讓瑞舞文化變成鐵板一塊，讓參與觀察變成一場折磨，於是到最後滿足於俱樂部的術語功勳遊戲成為論文答辯時一場災難的反省。例如第一本討論瑞舞文化東海社會所碩論，以及即將完成的台大城鄉所的碩論皆為如此，在擬場景與充滿細緻風格的分析裡棄卻且抽空了90年之後台灣青年文化與反文化的歷史社會力量以及相對應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所設定的娛樂公式，特別是忽略了文化帝國主義此一核心驅動力，使得瑞舞文化變成學術術語分析的練習廠。
放在此書前做序的卡維波與何春蕤聰明了改造快樂丸為「放心藥」，以此正名乎，並進一步作為藥物解放的論述先鋒，只可惜這兩位先鋒對音樂所知有限，並且輕易地將「反抗」視為鎯頭與釘子的反應，他們力倡（還是扶植？？）藥物先鋒團體的Studio E在此書的座談會上的發言只能是Stupid E。
邊緣空間的政治化不僅在「分析」時出現，「藥物」除了在個人心靈上的掙脫束傅，掙脫黃孫權以前在破報反反毒前言所謂的「暫時逃離集體性的規約」外，還存在於加乘於集體狂歡具有的政治效果。正如法國都市社會學家Paul Virilio 給我們的提示：「解放的論述與關鍵性空間─如醫院、大學、戲院、工廠、教會、空曠建築物的解放是相互平行的。一般來說，帝國主義（以及全球化在城市空間）的治理最慣常處決災難後果的方式就是：將不固定的事物加以固定。例如，對於現實之公共空間的快速佔領的威脅─如殖民化/全球化的結果（外籍勞工、流亡人士、客勞）或是重大的人口或政治轉型的產物（黑人、移民、都市非法居留者、違建戶、學生、群眾起義、政治抗議等），現代國家（全球城市）必須表現有能力處理之特殊權能，將其置在妥當空間接受約制與監察。在被規範的場所接收約束（住宅、學校、醫院、工作場所、宿舍、甚至教會與公園）」一如傅柯對於空間權力的看法，瑞舞文化展現的空間政治意義不是文化研究朗朗上口的「贏來的空間」（winning space）而已，而是透過具體實踐在空間所產生的真實效果，挑戰與威脅。藥物與青年文化勢必要放在如此的思維下才才有基進可言，對於身體、心靈、空間的思考都一樣。
從95年到現在，我們自己的瑞舞場景呢？我們等同的政治與文化分析呢？在台灣民粹主義與左翼缺席的幽靈下，我們又召喚出了什麼樣的反文化？除了「春天的吶喊」從免費的嘉年華變成收費的巨型休閒事件，除了「Say yes to Taiwan」裡頭莫名其妙的台獨思想，還有一場場舞會伴著搖腳丸與搖頭丸一起搖搖就算，之外搖搖就反抗的論述外呢？
也許這可以做為我們的開始：有價狂歡舞會與舞廳的差異討論。例如比較三重天台（台北縣的工人階級青年）與夢田所辦的舞會（都會裡的中產教養份子）的用藥與文化遠比分析普遍「瑞舞文化」來得有意義的多，以及台北市政府在阿扁還是市長時所進行的「空間管制」策略，之後的蘇貞昌在台北縣的「反毒」宣示等等，這也許學術界（或者所有的論述製造者）更該努力的道路，至於實踐者，大可參考Geogre McKay所編的《Party &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一書，當可從文化實踐中找到學院裡文化研究一直空缺的實踐動力與非常希罕的成果。
（刊於破報復刊196期書評版，2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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